中央档案馆离休干部费云东长期从事党的秘书工作史研究，他所著的《中共秘书工作简史》，记录了我们党秘书工作的发展历程和老一辈党的秘书工作者的感人事迹。此书创作源于1982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同志嘱托。费云东和同事们对1949年前党的秘书工作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研究：一方面抢救“活材料”，整理了200余位老秘书同志的口述介绍；另一方面搜寻历史文件，汇总了400余件文电，并进行鉴定考证和立卷归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编辑整理而成。
费云东说：“在收集整理《中共秘书工作简史》一书素材过程中，接触到很多党的秘书工作者忠于组织、忠于信仰、忠于职守的事迹，虽然当时他们的壮举和坚守可能并不为外界所知，但是我们了解后都深受触动，久久不能忘怀，也永远不会忘记。”
忠诚就是对信仰的忠诚
“当时整理材料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文件之一是1928年7月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档案《纪念张宝泉同志》，该文还呈送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费云东介绍道，1926年7月中共中央秘书处成立，张宝泉任交通员，后担任内埠交通科主任。当时，上海敌我斗争环境极为险恶。张宝泉接受秘密任务后即向党组织保证：“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执行递送秘密文件任务的过程中不幸被捕后，张宝泉被敌人用尽酷刑，但始终没有透露党的领导人住址、联络点地址等秘密，直至被敌人用二百军棍、三把刺刀、七发子弹折磨至死！
张宝泉壮烈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号召全党“向张宝泉同志学习”。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纪念张宝泉同志》一文中写道：“张宝泉是一个忠实淳厚的青年，平日寡言笑，无嗜好，只集中他的注意力，毫不怠慢的（地）去执行他应做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党的机关遭破坏，革命的民众被屠杀。宝泉继续不断地工作着，勇敢地工作着，毫不畏怯地传送党的及各方面的消息。这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想，之所以张宝泉能紧咬牙关，是因为信仰在他心里深扎了根”，费云东说。
忠诚要有大局和主动意识
“不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秘书，工作无关紧要，而要把自己放在为机关服务、为党服务的全局视角里。同时在工作中服务要主动，而非被动。这样才能把忠诚体现在工作成效上。”费云东认为。
“秘书工作的一大任务是辅助领导决策，先想一层、先行一步有时候就能产生大作用。”费云东举了钱壮飞的例子。钱壮飞同志先后在党的北方区执委会秘书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工作；潜伏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立下奇功，避免了中共中央全盘覆灭，保护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曾主动利用南京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收集大量情报送往中共中央秘书处，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谈到这里，费云东回忆起自己为《毛泽东选集》编纂工作主动收集毛泽东同志手稿的经历。“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很多手稿散失，我们的工作就是收集、校验、整理这些稿件，为编纂工作打前站。”费云东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听说龙岩地委找到一份毛泽东同志写于1930年的文章《调查工作》，我们联系福建省档案局去收取。但是没想到，文稿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先行一步取走了，将其作为文物收藏了起来。我们就主动去博物馆，向有关负责人把文本借了出来，复印后分别交给了田家英、胡乔木等同志。后来毛泽东同志看到田家英同志上交的文稿，非常高兴，多次批示。”这就是后来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一文的传奇经历。而费云东和同事们先后一共主动收集了一万多件散失的毛泽东同志手稿。
忠诚要体现到日常工作中
“忠诚不能停留在口头，必须体现在日常工作之中。其实，不论做什么工作，没有忠诚的心是肯定做不好的。”说到这里，费云东想起了陈为人。
陈为人是1932年6月到中央秘书处负责秘密文件库管理工作的，当时库内藏有建党以来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的电报共两万余件，极为机密，对此后研究党的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宪兵特务横行，工作难度和危险性极大。但陈为人立下誓言：“人在文库在，誓与文库共存亡。”陈为人以自己的住处为库址，将文电藏于小阁楼的夹壁墙内，白天以竹木行老板的身份作掩护，晚上对文电进行鉴定、分类、立卷、编目。到1936年6月，陈为人已安全保护、精心整理文库四年。但此时，险情突至，与陈为人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被捕，陈为人和他负责的中央文库与党失去了联系。为防万一，陈为人立即将全部文件转移。与党失去联系、与敌斗争尖锐，又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操劳过度的陈为人患上了严重肺病。但他拖着病体，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一直支撑到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在1937年3月刚回到党组织怀抱后不久，38岁的陈为人就病逝了，他在工作岗位上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费云东感叹道。
费云东说，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为了把党的秘书工作发展历程、经验总结写出来，将这一段并不广为人知的光辉历史呈献给读者，追思先贤、铭记传统、启迪来者。
